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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岁月如歌，听几位国税老人讲述他们从税的经历，那峥嵘岁月，那火红年华，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叹。
记者就解放初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税务沿革采访原湖南省省税务局三处科长周延吉老人时，他忆起往事，唏嘘不已。
他在国民党时期就从事税收工作，解放后，经过三个月的集中学习，从此转变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税收人。当时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家对税务工作相当重视，当时有句口号，“宁缺一个宣传部长，也要一个税务局长”。他们集中学习后，有80多位同志奔赴湘西地区开展税务工作，他跟10名同志被分到沅陵地区。事业初创时期，局长是从部队来的，周老担任会计。1950年4月10日先建办公室，随后按业务分成几个科室，当时税制及税票还没有统一，基本沿用国民党时期的税制，他们清理税票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时，他们一面收税，一面健全有关机构。1951年至1957年，这段时期是税收发展比较快的时期。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税收进入了无序管理阶段。周老说那个时期学曲江（今韶关）经验，搞什么两放三统一包，实行税改利，把每年上缴计划数下到各个食堂，还号称中国是第一无税国家，这么折腾了一年多，国家根本收不到税。1959年便又恢复机构，当时许多税务人员分到其他部门，而恢复机构后进来的人又不懂业务，结果造成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有人不会收税。到1961年，国家号召税务关部归队，一直到1969年，税务机构才相对稳定下来，税制也有所改善。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税收也跟社会其他部门一样，进入了半瘫痪状态，全省除益阳保留一个税务编制，主要是作报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老无端受到牵连，1967年造反派夺权，当时担任桑植县税务局副局长的他第一个被夺了权，（当时他家庭出身不好，工作又认真，得罪了一些人），并进学习班接受批判，后又分配去植树造林，至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1972年才被通知回机关，1979年担任地区财政局副局长，1980年回省城，一直干到退休。
原怀化地区国税局长肖国璋干了一辈子税务工作，各种事也经历不少，谈及税务事，他如数家珍，他对税务的体会，更是给我们很大启发：一是税收是政治的反映，是国家政权的体现，它可以反映一个时期国家政治生活是否正常。
解放初期，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对税收工作比较重视，那时怀化地区溆浦县税务局长是县委委员，主观全县财贸工作；当时还流行一种说法是两个局长最要紧，一是公安局长，一是税务局长。对税收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很不正常，税收工作也跟着遭殃，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税收工作越来越重视，这也反映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比较健康。
二是税收和紧急的关系非常密切。肖老谈到解放初期，税务部门就已经懂得培植税源的重要性。溆浦县产糖，如何提高产糖率，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当时新晃县不产烤烟，当地的龙岗卷烟厂的原料要从贵州引进，于是专门有税务干部到贵州学习烤烟技术，学会后，又回来指导农民在一个公社搞实验，实验成功后，再开经验交流会，在全县推广。
三是税务工作艰苦。肖老深情地谈到，刚解放时，怀化地区敌情复杂，税务人员都配了枪，抗起铺盖 跟解放军一道上门征税，军队走到哪里，税务人员跟到哪里。当时的个体工商户思想未转变过来，甚至带有仇视心理，抗税现象时有发生。洪江地区就发生过一起，1953年11月，税务干部刘伯志同志就被当时的几个打铁老板杀死。原省税务局秘书科长蔡秉严也谈到，以前征税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税务工作者主动意识比较强，能主动下基层。解放初，很多地方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税务局长就带一个勤务兵，一个马夫，骑马下乡，有时一下基层就是半个月，到了一个地方，把铺盖往食堂一铺，就算完事。吃饭也跟基层干部一样吃食堂，从不搞特殊。
我们国家历年来非常重视税收宣传发动工作，原省局办公室秘书周志远老人现在还对此记忆犹新。他谈到当时每个税务所号称有三件宝，那就是黑板报、税箱、单车，当时号召税务人员吃千家饭，收千家税，睡千家铺，走到哪里，把党的税收政策宣传到哪里。五十年代，当时全省评税收“四大金刚”、“四大昆伶”，号召税务干部进行学习。开税收动员大会时，省委书记都来作动员报告，由于宣传发动做得好，偷漏税及欠税情况较少，1964年全省欠税只有3%，是比较低的。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原省税务局副局长冯友宽老人特别强调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他认为税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为政权服务的，税务作为积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工具和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意义重大，不可小觑。50年代，在征收屠宰税时对于控制预发展生猪生产祈祷了明显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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